3、在结构上，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与重大的题材相呼应。

　　如《子夜》

　　小说的第一章，安排吴老太爷因逃避农民的爆动而到上海来，这样不仅巧妙地将小说即将开始的3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故事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背景下，而且以吴老太爷的猝死而象征封建地主阶级旧的一章已经结束，开始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新的历史悲喜剧。起到序幕的作用。

　　小说的第二、三章：通过给吴老太爷办事，让主要人物全部出场，进而铺开各种矛盾；

　　小说的第五至八章：写吴荪甫同时与三条线（工人、农民、买办资产阶级）作战，以胜利告终，情节上出现一个“松驰”；

　　小说的第九至十二章：写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争；

　　小说的第十三章至十六章：写工人运动，把吴荪甫置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中；

　　小说的第十七章至十九章：写吴荪甫在债券市场上背水一战，着重写其内心紧张的活动；

　　《子夜》的情节安排有张有弛，多种矛盾同时出现，互相纠缠，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开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揭示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内在联系和互相影响。

　　4、《子夜》的意义：

　　（1）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把握，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

　　（2）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生活，与早期的左翼小说不同；

　　（3）开创现代长篇小说潮流与新局面；

　　四、茅盾创作的心理特征及其在作品中的影响和得失：

　　（1）有意为之，造成艺术上的失误；

　　（2）有些作品半途而废；

　　（3）理性大于情感；

　　五、茅盾研究的状况（请阅教材相关部分的内容）

　　六、《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

　　（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

　　（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

　　（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

　　（一）投机市场的情况；

　　（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

　　（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AE？f1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卒，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老太爷好象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