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1、剧作浪漫主义悲剧的感伤情调。

　　作者以浪漫的想象和浓厚的诗意，虚构的一个带有幻想色彩的传奇悲剧故事。剧作围绕春姑娘、农村少年和流浪诗人三者的感情纠葛展开的故事，流露出浅愁与微痛，弥漫着感伤的气息。

　　春姑娘一片痴情，渴慕那来去无踪的诗人，因为诗人曾打开她的心靡，使她憧憬那“遥远遥远的有趣的地方。”她之爱诗人，犹如爱理想。但理想又是那么遥远，不可企及，刚盼到，又失去。春姑娘的形象，表现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新女性，对爱情和理想的热烈憧憬与执著追求，以及艰苦寻觅时的淡淡哀愁。相形之下，流浪诗人辛先生的感伤情怀就更为浓厚。他追求理想，却屡遭不幸。北方军阀混战，害得他家破人亡，封建势力逼死了他心爱的牧羊姑娘，南归后刚想和春姑娘建立个“桃花园”，却又不得不背起行囊继续流浪。剧中那首没有归宿的歌正唱出了诗人漂泊孤行，无尽忧伤的心情，也有力地激起了广大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青年读者与观众的共鸣。

　　2、剧作的抒情特色。

　　剧作的抒情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写意性强，形成强烈的诗化倾向。剧作不重剧情的逼真描摹，而重真实感情的抒发，和优美意境的创造。剧作的主观抒情性大大压倒了客观叙事性，剧作的魅力不在事件剧情，而在主人公对爱情、自由和光明的热烈追求，以及强烈的失落感、孤独感。这是从“灵的世界”里流淌出来的诗情，形成幽深的意境，给人以诗的美感。

　　第二，音乐性强，增添剧作的抒情气氛。剧中，配合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穿插了几段优美动人的诗句和歌曲，将诗歌、音乐和戏剧相结合。这些诗句和歌曲，使剧中人物的感伤情怀和全剧空灵飘逸的幽深意境融和统一，使剧作具有“抒情剧”“诗剧”的韵味。流浪诗人边弹吉他边唱的歌曲，和春姑娘动情地念诵刻在桃树上的诗歌，都发自心灵深处，符合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需要。它们在矛盾冲突的关键时刻和情绪涌动的高潮时出现，像歌剧中主人公的咏叹调，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物的感情，大大加强了剧作浓郁的抒情气氛，造成和谐的音乐美感，也有力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变化。

　　《日出》

　　理解：剧作“横断面的描写法”的戏剧结构。

　　所谓“横断面的描写”法，即西洋戏剧史上“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它在剧中主要表现为：

　　第一，剧本人物众多，但全剧十五个人物中却没有一个可以统帅全剧矛盾的主角。陈白露虽是全剧的主人公，但她只是一个贯串人物。剧本主要通过她寄居的豪华大旅馆，和小东西陷身的下等妓院为活动场景，将四方杂处的各色人等引进舞台，以展览各自性格，揭示社会风貌。

　　第二，剧本情节线索也较繁杂，虽以剥削阶级对下层人民的迫害压榨和他们内部狗咬狗的矛盾为基础，但全篇没有统领全剧的中心冲突，也没有绝对统一的贯串动作。在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有独立的意义，各自显示了他们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内涵，带着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构成独立的故事线。他们共同烘托出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

　　简析：陈白露形象的复杂性格和悲剧意义。

　　陈白露聪明美丽，骄傲任性，出身书香门第，受过新思潮的洗礼。家庭的变故，自由婚姻的失败，使她只身闯入社会，成了红得发紫的交际花。她的性格复杂，充满矛盾。

　　一方面，她清醒，有正义感，仍保留着对生活的一丝热情。她卑视和憎恨周围的恶势力，同情被蹂躏被欺压的弱者，还冒险救助了“小东西”；另一方面，她沉沦、堕落，她无力摆脱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生活和对金钱的依赖。对于这种可耻的生活，她竟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人最可怜的义务，我享受着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她处在既玩世不恭，又洁身自好的矛盾痛苦之中，抱定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 的宗旨，甘愿消磨青春，堕落消沉。她的悲剧在于看清了社会的腐朽不公，而又无力摆脱自己的处境，留恋纸醉金迷的生活，却还孤劳自赏，结果是自欺欺人，生活在慢性自杀之中而混然不觉。

　　方达生的热情召唤，触动了她一度麻痹了的灵魂。救小东西的失败，使她看透了社会的残酷和自己的无力。潘月亭的破产和向张乔治借钱的受挫，更使她意识到自己屈辱的处境。生活击碎了她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学，她深感自己陷人黑暗之中，绝望而又缺乏抗争的勇气。为了避免更残酷的黑暗现实。只得悲愤地自杀了。

　　陈白露的悲剧形象，首先控诉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对青年女性的腐蚀和戕害。其次，表明了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知识妇女，即使冲出家庭闯进了社会，也逃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

　　《上海屋檐下》

　　识记：这是一出悲喜剧。

　　理解：此剧的结构艺术。

　　剧作的结构属于“横断面的描写”法，即西洋戏剧史上“人像展览式”。剧本巧妙地截取了上海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在一天的时间里，同时展现了经历不同、命运不一、性格各异的五户住家十四个人的生活，生动地刻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五户人家故事，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叉进行，在时断时续之中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但它们之间，又并非毫无主次。情节基本以林志成一家为中心，将其他几家的悲剧命运交织相间，形成丰富多彩、悲喜交集的剧情。全剧自然朴素，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宛如一幅真实的社会风俗画。

　　简析：此剧的题旨。

　　作品写于30年代抗战前夕，通过一群生活在上海这个畸形都市中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暗示出雷雨将至的前景，力图使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作者有意用阴晴不定，沉闷压抑的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白色恐怖下令人窒息的环境。剧作从郁闷的黄梅天开始，至传来“轰轰然的远雷之声”结束，蕴含着作者理想的光芒。剧本展现的平凡生活，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主人公匡复的被捕入狱和出狱回家，点出了国民党对革命者的镇压和形势的变化。林志成工厂的工人闹事，侧面展现了时代的风云。老报贩李陵碑的独生儿子的牺牲，使人联想到“一。二八”战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小姑娘荷珍反复教唱的儿歌：“ 强盗来，打不打？扫打打，一个不够有大家！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更是显露了全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时代气息。

　　《白毛女》

　　识记：此剧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传说改编而成。

　　本篇为诗、歌、舞三者结合的民族新歌剧。

　　理解：歌剧在创作上融合了多种艺术样式的长处。

　　剧作既继承了民族戏曲、民间诗歌和民间音乐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洋歌剧、话剧的某些长处，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成为新歌剧的里程碑。

　　第一，歌剧的情节结构，吸取了民族传统戏曲的分场方法，场景的变换多样灵活，既从空间和时间上扩展了表现的区域，又丰富发展了剧情。全剧围绕喜儿的命运展开剧情，又体现了戏剧的集中统一。由于该剧是根据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加工改造而成，既保留了故事中合理的部分，又加以提高概括，将矛盾斗争典型化，使歌剧在反映农村现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歌剧的语言继承了中国戏曲唱白兼用的优良传统。道白学习话剧台词，运用普通话，而唱词则采用民歌体的诗句，通俗上口，精确洗练，形象生动，音节均匀，节奏鲜明，讲究合辙押韵。比兴和夸张手法的灵活运用，更增加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民族诗歌的韵昧。

　　第三，歌剧的音乐，以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并加以发挥创造，又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某些表现手法，使音乐的结构，更加有组织有发展，符合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因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此外，歌剧还学习运用了西洋歌剧的某些表现手法，运用合唱（混声合唱）、齐唱、重唱、独唱等多种歌唱形式，使声乐表演丰富多彩，形成独特的民族风味。

　　第四，歌剧的表演，学习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适当注意舞蹈身段和念白韵律，同时，又学习了话剧台词的念法，既优美又自然，接近生活。

　　简析：作品的主题。

　　剧本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情歌颂了共产党和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升官图》

　　识记：这一作品为三幕讽刺喜剧。

　　理解：剧作的讽刺喜剧手法。

　　本剧的喜剧手法主要表现为：

　　一、独特的构思。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对现实进行辛辣的讽刺，梦幻的荒诞性与生活的真实性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本剧喜剧艺术的最大特点。

　　二、漫画式的夸张。剧作的这种夸张，常常和鲜明的对比、重复，以及人物的自相矛盾、相互揭发等手段结合使用，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比如，“仪表非凡”开口闭口大讲“廉洁”、“简朴”的省长大人，用金条治头痛病的奇特手段搜刮贪赃。当他中饱私囊后，就宣布视察完毕，枪毙了从壮丁中逃回的真知县和不肯孝敬他金条的卫生局长，还提拔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为知县。于是，贪官们平安无事、皆大欢喜。在这里，人物的言与行、表与里，都是充满矛盾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作者有意一再重复这些类似的情节和场面，使人物寡廉鲜耻的丑恶本质，在极度的夸张中被强化，收到辛辣的讽刺效果。

　　简析：剧作的主题。

　　作者为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刁难，有意将故事背景推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当权的年代，并假托两个强盗在凄风苦雨之夜所作的荒诞不经的南柯一梦，入木三分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内部的种种黑幕，辛辣地讽刺了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勾心斗角等丑恶行径和反动本质。出现在梦境中的一群丑类，从衙门的各局长到省长，都是一伙贪婪狠毒、无耻透顶的反动官僚。知县和秘书长是两个冒名顶替的强盗。原知县太太和她的情夫财政局长，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猎取更多的赃物，不但爽快地承认了两个冒牌货，还将真知县卖出作壮丁。只会抓人杀人的警察局长侵吞了大量公款，为了欺骗上司，竟把大街上要饭的乞巧抓来冒充警察。财政局长在城里瘟疫蔓延之时，不肯拨款购买药品，却忙着囤积“五百口棺材”。而一味标榜自己一生最讲究廉洁的省长大人，却是一个巧于勒索、迷恋女色的最大贪官。主角秘书长的形象，集官僚政客、土匪流氓和反动商人的狡猾贪婪、阴险残暴等特点于一身，使人联想到官匪一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对人民的罪恶统治。剧本艺术地指出，并非个别官员贪赃枉法，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这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制度及官僚机构的大胆抨击。

　　在着重表现反动派内部冲突的同时，剧本还巧妙地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穿插其间，并贯穿首尾。剧情开始，就写一群百姓手执棍棒，打进衙门抓贪官的场面。最后又出现了群众高呼“打倒省长！ ”“打倒知县！”的口号，愤怒地审判了这群反动官僚，揭露了丑类们罪恶的嘴脸，和恐惧空虚的心理。尾声中，还借一老头儿的话“鸣叫了，天亮了！”一语双关地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宣告了正义力量对反动势力的公正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