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杨村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实学思想家、教育家。一生研习儒家经典，从事教育活动，提出了系统的经世致用、重实学、重习行的教育理论。他的与教育有关的主要著作有《存学编》、《存性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一、对理学教育的批判

颜元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战斗性。他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认为几百年以至两千年来，教育就已走入“文墨世界”，汉儒讲章句训诂之学，晋人竟尚清谈，隋唐又流为佛老，到宋儒变本加厉，讲的是主静主敬之学。总之都只是在文字书本上下工夫，为害甚大。他说：“训估、清谈、禅宗、乡愿，有一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而有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1]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概括起来说，认为有三大祸害，即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社会风气。

所谓“毁坏人才”，足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宋儒成天讲学，教人读书、静坐，这样得来的闻见议论，“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2]。受了这种教育的人，自以为知识很丰富，其实是“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3]。他直接批评朱熹说：“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4]

所谓“灭绝圣学”，是指训说禅宗教育日盛，则孔门实事实理的学问便日见衰竭。他哀叹说：“嗟呼！学校之废久矣！……逮于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求天下之治，乌可得哉？”[5]正由于教育只是流于文字工夫，静坐语录上，学校也就没有学术可言。尤其倡行八股取士，为害更大。他说：“八段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6]他还指出：“后人为汉儒所诬，从章句上用功，为释氏所惑，从念头上课性。其结果，‘道亡学丧’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7]

所谓“败坏社会风气”，是说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他说：“天下皆读作、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土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渐至今日，旷代不见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见一礼乐和好之家，数乡不见一孝弟忠信之人。徒闯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钞策，子午科也，酉卯科也，乾坤全坏于无用老学究。”[8]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相当深刻，这也反映了颜元关于教育和政治关系的观点。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颜元对于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从社会政治和人性两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

颜元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提出了养教并重，养先于教的观点。他为了使国家富强。主张“复井田”，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而这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即有教育的涵义。他在勾画实行井田制后的美好远景时指出：“意斯日也，孟子所谓百姓亲睦，成于此征焉，游玩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故吾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9]意思是说，井田制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因为农民在共同劳动中，可以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使得游民、盗贼、乞丐、恶霸都将绝迹，即使学校未得建立，亦可受到教育，所以教育足以推动生产；生产又足以推动教育，这是教养合一，教养并重的思想。当然，其中包含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教养并重中，他又认为养先于教。他在《存治编·治赋》的“治赋之要有九”中，首先提到“预养”，认为在上者必须“菲供膳，薄税敛，汰冗员以足衣食”。然后才是“预教”，即“简师儒，申孝弟，崇忠义以保民情”。显然这种观点，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的发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元认为教育与政治有重大关系。他以为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的基础。他说：“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主张“一风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谨库序之教”。因此，他把“兴学校”作为他的三大政纲之一，认为“学校人才之本也”，“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

颜元还认为，教育作用在于预防和去掉“引蔽习染”。在人性论上，他不同意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极，以及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他认为，人性善，“恶者，引蔽习染也”。去掉引蔽习染，恢复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应起的作用。他曾以衣服被污染为例，说明通过教育去掉引蔽习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即使习染很深，也是可以教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发挥“习善”的作用，预防引蔽习染。他说：“使天下相习于善，而预远其引蔽习染。”颜元这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强调教育可设改造引蔽习染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其性善之说，却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

三、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

颜元要求培养实用的人才。他明确指出：“学所以明伦耳。”而其内容则依借《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提法。他所讲的“‘明明德”是指道德教育，要求所培养的人要具有仁、义、礼、智等德性；而“亲民”则为“学为圣人”，他所说的圣人和理学家所说的圣人不同，他认为圣贤是能利济苍生的人，有实才实德的人，而且应该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人。他说：“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10]他又说：“学须做成一件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11]

颜元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虽然衍用《大学》和儒家的传统观点，但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富国强兵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民主思想。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和他的教育目的主张紧密相连的。颜元强调培养实用人才，因而其内容亦强调“实学”。他在《删补三字序》中说：“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奉职。”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六德、六行、六艺是三物。六德指智。仁、圣、义、中、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邱；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所以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讲的“实学”，便是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

其实，颜元在谈教育内容时，多指“三物”而言。而在“三物”中又以“六艺”为最基本。他说：－“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12]所以六艺是他主张的最基本的教育内容，这也就是他屡次提及的“礼、乐、兵、农”。

颜元晚年曾主讲于漳南书院，并为书院草拟了一个“教育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内容的主张。他把书院分设六斋，各习不同课程。“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请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科”课十三经、历代史、法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其中“理学”和“帖括”二斋，只是“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13]。其余四斋充分反映了颜元培养专门人才，学习“实学”的主张，以及“实学的具体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学习这些内容，才能培养实用人才，以实现他以七字富天下，即“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即“人皆兵，兵皆将”；以九字安天下，即“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的富国强兵、安定社会的政治目的。

四、关于教学方法

颜元极为重视教学方法。其特点是，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强调“主动”、“习行”，从而和“主静”与偏重文字的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

颜元“反静主动”是很强烈的，他认为，此二者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并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强弱。他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盖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14]

所谓主动的教学方法，就是要通过实际活动，通过具体的事去学去教。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使人身体强健，筋骨强固，增强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而且可以有道德涵养的功用和经世致用的价值。

教人为学既然生动，就必须注重习行。“习”是颜元教学方法的中心原则。他认为只有习行才能取得真正知识，也才能实际应用所教所学的知识。

“格物致知”是颜元习行原则的主要方法。他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格物致知”，认为“物”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和物。“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这个事，去做这件事，就像用手去格杀野兽，身实习之，实行之。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达到“致知”，获得真正知识。他说：“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接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是谓格物而后致知矣。”[15]从此出发，颜元反对理学家“读书穷理”的方法，认为读书只是“学中之一事”，只是习行经济之“谱”，但只有谱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他说：“盖读书乃致知中之一事，专为之则浮学台”[16]从而强调读书目的在于运用，强调读了书本，必须照书上所说的去习行。就是读书少，只要习行了，亦自受用不尽。

颜元的“主动”和“习行”的教育方法，其本质是一致的，但他的含义，略有区别，为的是分别针对传统教育方法的两种形式，即用主动教学法反对主静之说；以习行教学法反对或代替书本的教学法。

颜元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全面、系统。虽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基本立场仍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有其某些不彻底性，但从其主导思想来看，毕竟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新的市民阶级的利益，敢于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向统治思想的理学宣战，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教育理论和主张，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过深远影响。

[1] 《习斋记余》卷三。

[2] 《存学编》。

[3] 《朱子语类评》。

[4] 《朱子语类评》。

[5] 《存治编·学校》。

[6] 《习斋言行录》卷下。

[7] 《习斋言行录》卷上。

[8] 《习带记余》卷九。

[9] 《存治编·井田》。

[10] 《习斋言行录》卷下。

[11] 《习斋言行录》卷下。

[12] 《四书正误》卷三。

[13] 《习斋记余》卷三。

[14] 《习斋言行录》卷下。

[15] 《四书正误》卷一。

[16] 《习斋年谱》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