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用的生产劳动教育

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里，有许多用火的痕迹，说明北京猿人不但会用火，还会控制火、管理火，能保持火种不灭。与此同时，也必然产生了相应的教育活动，长辈们在日常用火的过程中，把这些道理和知识教给下一代。

人类从何时开始人工取火，没有任何考古材料可以证明。据《韩非子·五蠹》所载：“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可以推知，人工取火发明之时，社会成员之间已有了较广泛的联系，不可能是原始人群阶段，因此人工取火的发明，当是氏族社会之事。所谓“燧人氏”，不一定特指某一位“圣人”，更大的可能性是指一个氏族组织，这个氏族可能是最早掌握取火技术的。

石器是原始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无论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制石器，都是有一定的方法的。如原始人以石英岩制造石斧时，用交互方法将石英岩打击成80～95度的刃部，绝不是单纯通过模仿而能成功的，制造者需要了解交互打击法的优越性及交互打击的力量、方法、技巧，这些技巧是许多年来点点滴滴地改进打击方法的积累，如果没有教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较进步的方法必定是在前人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必须事先通过教育掌握前人的制造，然后在进一步的实践过程中，经过各种新的尝试而创造出来的。其次，人类一旦发明了较进步的打制石片的方法，可以用较节省的劳动生产、较进步的工具，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人类对这一制造方法必定很珍视而不使之失传，必定已经认识到教育后代掌握这工具制造方法的必要性。

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受到广泛重视。据对原始制陶工艺的考释，可知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活动较之以前的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高的水平。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可看出，这时的陶工有较高的技艺。他们已经具备很多制陶知识，如为了获得又黑又光亮的效果，他们必须选择含锰的泥土，在烧窑时选择芦苇等合锰的燃料，烧成后必须乘热打磨。在陶工们获得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类似的教育活动。在制陶过程中，必须对制造者进行严格训练，使其熟练掌握各道工序的复杂技能，然后又在实践中不断革新、改进，并传授给自己的徒弟或下一代。

铜器的制作也同样需要教育活动。考古发现，原始人很早就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人们通过长期劳动实践，取得了识别矿石的知识，有意识地挑选孔雀石、锡石等进行冶炼，从而得到纯铜、锡、铅等金属及它们的合金制品，这当视为冶钢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按照当时人类的知识水平，对铜矿的认识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认识、发现了也不易开采，因为炼铜时所需温度较高，纯铜熔点为1084℃，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事。这绝非一时所能产生的，也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当是原始人类经过几代、几十代的努力，积累才取得的结果，这里面也必然包含着无数先人探索、传授和教育的工作。

猿人的狩猎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可对付各种习性的动物。在早期猿人的遗址中，发现了各种动物化石，但都是支离破碎的，其中不少具有人工打击和燃烧的痕迹。这些动物中，既有巨大而凶猛的野兽，也有善于奔跑的动物，猿人们并不十分善跑，狩猎武器也十分落后，居然能把这些动物一一猎获，足以说明他们的狩猎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且有一套和猛禽斗争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必定是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而传下来的，而且狩猎要获得成功，必须对野兽的习性有一定的认识。可以想像，当时的猿人，为了使年轻一代有效地狩猎，必定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在具体的狩猎活动中传授狩猎的方法和技巧，并随时传授有关野兽的习性等知识。

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教民农作的教育也相应产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老官台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术，遗址中发现了属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西安半坡遗址中可见到成坑的已腐朽的粟壳和整罐被鉴定为属于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说明半坡居民不仅开始种植粟，而且也栽培蔬菜，掌握了经营园圃的技术。在南方，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我国发现较早的人工栽培稻。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为驯养动物提供了条件；而狩猎技术的提高，又使人们能经常捕捉到活的动物，这样，就逐渐产生了拘兽以为畜的畜牧业。从考古发现来看，大约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家畜驯养业，古籍中有许多记载，如伏羲氏教民猎渔畜牧，大约是指一个善于畜牧的氏族名称，或者是指一个传授驯养技术的能手。而随着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这种驯养业也越来越发达，驯养的技术也越来越高超。

二、早期的社会生活教育

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是原始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根据人类学家对北京猿人头骨的研究，发现北京猿人有吃人的生活习俗，这是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的发展引起了饮食习惯的变化，人类才结束了食人的习惯，并发展了同类相亲的感情。“教人熟食，养人利性”，由茹毛饮血的生食到学会吃熟食。是一项很重要的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食品种类日益增多，吃饭的方式、进食的时间也渐渐有了讲究，这使有关饮食方面的生活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思维的进步，原始人类逐渐产生了审美意识，在衣着的改进和发展中，孕育着审美观念和美化自身能力的培养。依旧石器时代，从山顶洞出土的骨针、四川资阳出土的骨锥，可以推断，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人已经摆脱了赤身露体的状态，有了粗陋的衣着。到了新石器时代，穿戴习惯又有了改善，纺织品已经开始出现。丝织品的出现，大致在铜石并用时代，这既是教育的结果，又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居住习惯方面，原始人类由穴居、巢居，到居住人工营造的住所，这是居住方式的变化，其中也有相应的教育活动。一开始住所只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后来居住的方式又与婚姻、家庭制度相适应，从而扩大了有关居住教育的内容。居住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稳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在行的方面，考古发现，我国是世界上发明舟车最早的国家之一。原始先民在使用舟车时，必须懂得制造工具以补人力不足的道理，还必须懂得有关动力、浮力、摩擦力等原始的物理知识，以及使用舟车的有关技能。当原始人开始使用舟车以代人力之时，有关行的知识技能的教育就更为复杂了。

婚姻家庭生活的教育也是原始人类重要的教育内容。进人氏族公社时期以后，婚姻制度则由血缘群婚发展成为氏族外婚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族外婚经历了氏族群婚与对偶婚两个阶段。实行族外婚的同时便伴随着相应的教育，以提高人们对这种婚姻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族外婚制的确立，导致了氏族社会的形成，对偶婚出现后，就产生了母系家庭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享有崇高的地位，氏族成员都要接受尊敬母亲的教育。而且母系氏族在人伦关系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夫妻、父子等亲属关系，不同亲属之间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原始形态的人伦道德教育也随之产生，不过这一时期的人伦道德教育，是以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对偶婚制度中，开始包容了父系血统这一新的血缘关系。在生产有了重大发展，男子掌握了大量的私有财产之后，父权制就战胜了母权制，这种变化直接表现在婚姻上，即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及家庭形式。与之相适应的人伦道德教育也产生变化，开始注重培养父权思想，宣扬男尊女卑。

三、原始宗教活动中的教育

原始宗教活动也是原始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祭祀巫术等方面。祭祀活动可以说是中国“礼”教之渊源。考古发现，我国原始社会已有祭坛的存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心部分为一大型方形基址，前端部分为石圈形台址和多圆石砌基址。石圈形台址周围的石片镶边，十分整齐，多圆形基址可辨认为三个相连的圆形基址。石围周围有若干妇女陶塑像，都是裸体，大肚，方形基址内还有玉磺和绿松石鸟形饰物。妇女塑像群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个遗址具有祭祀生育神、农神和土地神的多重意义。这正是“祭祀与教民合一”的典型。

类似的活动还通常在一些氏族的“大房子”内进行。如半坡遗址中心有一座半坡穴式的大房子，约160平方米，小房子的门都向着大房子。考古学家推断，这所大房子当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氏族会议、节日和宗教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人们通过在这里举行的包括祭祀在内的各种活动，接受风俗习惯和原始礼仪的教育。

巫术活动也是原始宗教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中，常常可以发现卜骨，这种卜骨均由个体较大的动物如牛、鹿、猪、羊等的肩胛骨做成，一般不加修治。占卜时在背面用火烧灼，烧成直径约半米的灼号，正面也会出现颜色较浅的灼号。在发现的卜骨中，有的多达50多个灼号，有的灼号烧得较老而出现裂痕，人们即根据这些灼号或裂痕来占验凶吉。当时许多地方都用肩胛骨占卜，可知当时的人们必定有类似的信仰，而且很可能出现了专事占卜的巫师。

   巫师担负着原始宗教的宣传、解释、执行等任务。这种半人半神的巫师，一般都受过训练，掌握了一定的宗教知识，有实行巫术的特殊技能。事实上，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它对中国文化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巫术活动实际上起着一种社会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