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持续高涨的中国经济，因为元朝政治混乱而受到冲击，特别是明清两代狭隘的立国思想，日益对南方农业和工商经济构成巨大危害。中国文化由此走向中衰。同时，从元朝开始，中国文化已不再孤立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已经被带人世界格局之中。但因“天朝”观念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坐失良机，为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祸根。
    一、元朝统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元朝统一及民族融合

    1260年，忽必烈继成吉思汗之后称大汗，以燕京为中都。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宋、辽、金、夏数百年南北对立，中国重新归于统一，疆域之广超逾汉唐。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

    元朝政治，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元朝把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分别对待。一等人是蒙古人，他们是征服者、是主人。二等人是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三等人是汉人，包括汉族人和原来辽国、金国的契丹人、女真人及高丽人等，他们是被征服者，蒙古人杀死他们中的人员是可以不偿命的。四等人是南人，即南方最后被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地位最低下的一等。这样对待治下的臣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显示着这个入主中原的统治势力缺乏政治和文化基础。蒙古族崛起迅猛，此前受中原文化影响要比辽、金轻浅得多。尽管也任用、采纳了耶律楚材、刘秉忠等契丹、汉族有识之士及其建议，但“马上得天下”的蒙古贵族，始终没有摆脱把中国当成一件“战利品”的粗野意识。皇帝及同族官员多不识汉字，治理政务，没有法规，只有成例，官吏可以上下其手，欺压百姓。号令无常，竟如儿戏，所以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经济带有浓厚的掠夺气息，读书儒士基本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政治待遇等级划分的同时是经济上贫富分化：这都使得元朝政治始终在动荡中度过。蒙古贵族太自恃于自己征服所获得的强权，结果马上被权力腐化，政治越发地混乱无章。

    元朝统一对历史发展也有许多积极影响，其中之一是民族的融合。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讲人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卞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这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2．世界性的文化交流

    马蹬、火炮装备起来的蒙古骑兵，其征服的范围横跨欧亚大陆。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蒙古人横跨欧亚的势力范围之内，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蒙古人在这条通往欧洲平原大道上，建起众多的驿站，并有效地保证了它的畅通，从而把中亚伊斯兰世界、欧洲地中海世界和蒙古人在亚欧的各汗国联系起来。这条道路，首先为西域和中亚商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古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当时参与世界经济流通的媒介。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为对付穆斯林，曾努力与蒙古统治者结盟，他们曾多次派使者到达蒙古人的大本营和林(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土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另一位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除了传教士，还有来自威尼斯的商人，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元朝特别重用国际商人，马可波罗因此被任命为扬州官员，在中国生活多年后回国，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此外在泉州、扬州等地近年还发现了一些基督教、穆斯林的墓地和一批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石刻，显示着当时这些城市国际交流的繁荣。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通道，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另外，是源于西藏的喇嘛教在草原的传播。一开始，蒙古人接受佛教的禅宗，随着他们进入西藏，当地能念咒语的喇嘛佛教更符合他们的精神需求，喇嘛教迅速在蒙古人世界中流行开来。大量的西藏僧人进入中原地区，享有政治特权，为害百姓的僧徒不少。忽必烈奉西藏僧人八思巴为国师，又设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交流不是单向的，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前往西亚和欧洲。当时的道教领袖人物邱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今阿富汗喀布尔，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在外蒙古和撒马尔罕地区，生活着许多中国匠人，他还获知叶塞尼亚河上游有中国的丝织工定居在那里。在被蒙古人征服的西亚地区，中国的水利工程家还曾受雇于两河灌溉工程。蒙古人保持着一种对工匠、技术人员近乎宗教崇拜的虔诚情感，科学技术受到重视。中国的花布印制技术、印刷术、火器制造，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到远方。同样，回民的天文历算、天象仪器及医药学著作，也被大量传人中国。元朝文化上是一个多元世界。

    3．元朝政治在经济上的负面作用

    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北方生产的恢复。经过金灭辽国和元朝极其残酷的统一战争，北方大部分地区荒残不堪，元朝统一后，也采取了劝课农桑的措施，使北方经济有所恢复。从唐代以来北方经济就形成一种不良的重复现象：遭受战争严重破坏之后再加以修补，然后再破坏再修补。元朝不过是完成着不能不完成的修补而已。元朝的财富来源在南方。为此它疏通了大运河。

    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发展势头。这仍与蒙古贵族政治观念简单粗陋有关，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对江南的搜刮十倍于当初。元朝兵权掌握在蒙古贵族手里，财权则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马执政期间，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问，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阿合马还实行以清理官司钱财欺隐拖欠为名目的所谓“拘刷”、“打勘”法，郑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为“骗财之术”，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也叫苦。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蒙古人对匠人十分尊崇，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气，蒙古兵马所到，重要的行动是搜罗匠人，把他们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时期，被称作“驱口”的战俘奴隶特别多，贩卖人口的现象相当突出。

    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王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如果汉唐明清统治者也是如此的话，那一定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但生在元朝统治者身上，作用却完全不同。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变相的掠夺行为。因此元朝所重的商业，带着鲜明的奸商气。色目商人在元朝征战中，曾资助过蒙古贵族，元朝建立后特别受到优待。从地中海到朝鲜半岛都有色目商人的活动。他们结成名为“斡脱”的商会，在蒙古军队保护下，垄断了元朝征税的大权。掠夺大量财富的大蒙古贵族把金银借给斡脱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向蒙古人纳息。斡脱商人把从蒙古贵族和色目人那里借来的钱，放给那些不能完成税收任务的地方官或其他人，再依靠与地方官的关系，收取高额本息。他们近乎残酷地运用自己的经商技巧，为自己和蒙古主子聚敛着财富。斡脱商人的行径，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二、东西方与明清两代的立国精神

    1．东西方的相遇

    公元1453年是世界史的关键年头。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进而控制了地中海世界，欧洲通往亚洲的重要商道被堵死。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崛起及蒙古人对欧亚的征服，东方商品日益流入欧洲，东方与西方相互隔绝状况已有渐趋打破之势。土耳其人控制地中海，更加速了东、西方世界的相遇。欧洲人以肉食为主，香料是必不可少的。地中海的商道不通，他们必须另谋出路。此外寻找黄金、传播宗教也是打通道路的动力之一。地理发现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达·伽玛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卧亚建立殖民地；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荷兰人创立东印度公司，与爪哇、苏门答腊诸岛通商。此后，英、法诸国也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更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以晾晒贡物为名，赖占了澳门。稍后，荷兰人占据了台湾、澎湖。在中国方面，大约从元朝开始，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就开始了“下南洋”的历史，大量的华人来到东南亚各岛开发着经济，建立华人社会。经过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各地的贸易活动，南宋以来就在逐渐展开着。

    在这初步的相遇中，中国一点也感受不到危机。它的航海技术在世界上是顶尖的，这有郑和下西洋为证。然而在郑和从海洋里向“番邦”们扬大明国威的同时，他的政府却不许百姓下海谋生，稍早些的朱元璋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在西方人向海洋寻找未来时，明朝却把国家牢牢地锁起来了。这样一来的，在清王朝那里基本得到了延续。结果是我们对海上来的敌人难以对付。不用等到鸦片战争，在明朝，东南沿海的所谓“倭寇之乱”Q)闹了那么长的时间，受害那样深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仁最为著名，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载，明末清初在中国的西方教士多达六十余人。明末信徒有数千人，到清康熙年间，信教者已多达十几万人。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那时的传教士不像晚清时期传教士那样凶恶，他们努力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学习汉语，改穿中国文士服装，承认人们崇拜孔子等，都贴近了他们与中国人的距离。因此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科学精神及其著作，都与受西方文化影响关系至大。明朝政府对西方教士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宽容的，南明政权曾寻求过罗马教廷的援助；清政府起初对教士也颇为尊崇，甚至封以官职。但是罗马教廷不懂得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的实际也不了解，严禁中国教徒行祖先崇拜之礼。当时为康熙朝，康熙皇帝曾向教皇的使者详细说明中国祖先崇拜的意趣，但教皇使者不予理睬，勒令不遵守教皇命令的信徒退教。被激怒的皇帝下令逮捕了他，遣送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后来教皇发布同样的教书，清政府终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下令教士非经内务府许可者概令退至澳门，各地天主教堂概行禁止。中西之间宗教文化交流因教廷的蛮横与对中国的无知而受到严重影响。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这个曾被漠视的事实经中西学者的研究而逐渐被引起重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文明史》中曾有过简要的描述。从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介绍中国的书籍，1776年法国出版34卷的《耶稣会士书简》、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格鲁贤的《中国志》和《中国杂纂》，当时与教士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学者弗雷烈、政治家贝尔坦等，从教士们那里了解到中国。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较早时期，中国的天花接种术经土耳其传到欧洲，18世纪在那里家喻户晓。它的降低病毒源毒力的治疗原则，启发了英国人种痘术的发明。甲国的科举制经过门多萨、金尼阁、弗内斯的反复介绍传到西方，社1676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里，作者魁奈提出应像中国那样，经过考试选拔官员。法国大革命时曾实行过由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据谢和耐的看法是与中国的影响有关的。对西方的影响不仅限于科技，还包括观念层面的内容。清朝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启发了法国的重农学派。中国的审美观念也伴随着白色陶瓷、家具、花园建筑术的传人，对西方施以相当影响；伦敦附近一处中式花园当时非常有名。18世纪是西方科学孕育的重要时期，据李约瑟看，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打破了西方正统的神学唯心论，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切近的世界观；而莱布尼兹的哲学理论，是受到宋明儒学中“理一分殊”命题启迪的。“理一分殊”的观念认为，每一个特殊的事物，都分有普遍的“理”。

    2．明清两朝立国观念

    当西方世界睁大眼睛看东方，学习先进文化，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王朝政治仍然沿着既定轨道，向着越来越不利于民族振兴的方向沉重地滚动着。

    农民大起义使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崩溃了，1368年，朱元璋在消灭了群雄势力之后，建立起明朝政权。这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缔造他的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于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这在两千年的皇帝群中，是非常独特的。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他还把中央总管军校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有调兵权的不直接管军队，管理军政的没有调兵权。这一点，朱元璋可能是从宋代皇帝那里得到的灵感。为了防止在朝官员和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使百余人；为了防止六部官员违法乱纪，又设六科给事中：两者合称科道两衙门。上述安排之外，朱元璋还怕受官僚们合伙的欺骗，于是实行特务制，设立锦衣卫，监视大小衙门是否公正，是否有不法行为等。锦衣卫有自己的监狱，可以直接凭圣旨抓人，用刑尤为残酷。在地方上，重用乡绅限制府、县官员，利用乡绅建立里甲组织。在乡村则设立粮长，除负责征收押运税粮、配合地方官教化乡民之外，重要的任务是监督检举官吏、土豪及顽民。朱元璋曾明令：粮长举报地方不法行为时如遇官员阻力，可以直接上报皇帝。打击横行乡里的地主，也是保护小农的措施之一。朱元璋最痛恨贪官，不惜以扒人皮来惩治那些犯有贪污罪的官员。据记载，朱元璋在位期间，有上万的大小官僚死于此项罪名。

    但是，有一点朱元璋不会明白，他的种种防范措施，因为民权普遍缺乏，不会持久起作用；相反，为着防范所放出去的权力也极易变质，成为政治祸乱、坑害百姓的根源。事实也正是如此。锦衣卫在他的儿子朱棣当皇帝时，就丧失了那点保护民众的意味，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有过之无不及，朱棣还设立亲信太监的特务机构东厂，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例。地方重乡绅，结果明代的劣绅特别多，如书法家董其昌、文学家钱谦益等，劣迹都不少。狭隘的农民意识，使王朝在权力上的控制密不透风，到最后不仅皇朝要保护的小民大受其害，而且极不利于历史的进步。

    明朝的政治制度，在清朝不仅全盘继承，而且加进不少更狭隘的内容。明朝废除宰相，但还有一个内阁班子，以皇帝秘书的身份行宰相之权。清朝连这一点也不要了，一切大权归军机处，当初那是一个为政治保密设立的机构。六部没有向下属部门直接下达指示的权力，必经奏可而后行。清朝政治的狭隘，比明朝还多了一个满、汉之分，即对汉族官员的猜忌，许多官职汉人是不能问津的。明清两代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义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唐宋以来，世家大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为了自己在地方的势力，也为了在土地兼并盛行的社会里加强实力，宗族关系在这个时期普遍加强。在两宋的士大夫，就已经注意到它防止小民破产和维系人伦风教的作用。明清两朝更看重它在社会治安、收取赋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朱元璋曾发布过“明长幼，厚风俗”的诏书，大儒方孝儒更明确地说，百姓“好义则易使，从化则畏法”(《逊志斋集》卷一)。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同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联成一气。革除包藏在风俗习惯中的宗族专制，要比打倒一个王朝复杂、艰难得多。

    3．重农主义下的政治与经济

    重农主义在汉代盛行一时，唐宋之际因两税法的实施，也无法再当做基本国策实施；元朝来了一个掠夺性的重商，奸商遍地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朱元璋则是一个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国家财政来源主要出自农业。这样的认识国家之所以要以小农为先，那是因为广大的北方地区也是清朝皇帝的国家意识。雍正皇帝曾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他还有一个算式：“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皇清奏议》卷二十一)公元前的大臣皇帝的治国理念，又在18世纪老调重弹，眼光如一个闭塞的乡下人。但是，不能单从思想方式上责备明清皇帝们，重农主义的老调重弹有其现实必然性。中国政治在明清时期必须接受一种积久而成的历史结果，那就是南北日益加大的发展差异。国家之所以要以小农为先，那是因为广大的北方地区在反复经历了辽、金、元的战乱后，已经变得十分荒凉。这一地区又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心(明朝先在南京建都，不久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地带的经济水准当然是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两朝的立国意识，都深陷于北方现实带给他们的历史感觉之中。明清两代在恢复社会经济方面做得都相当成功，这也是历代王朝都擅长的事情。他们兴修水利，鼓励开荒，提倡作物的多种经营，朱元璋还开展大力植树运动；历史上优待小农的善政，在明清也没有失传，两代都曾蠲免过农民的赋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从美洲带回的稳产高产的作物品种玉米、甘薯等，在明末传到中国，经过广泛的种植，对抵抗严重的饥荒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农业在以前最多养活半个亿的人口，清朝最多时达到了四亿。

    中国王朝有一种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几个主要王朝建立后一般要用上百年的时间恢复社会经济，当遭到战乱破坏的经济得到恢复时，土地兼并、小农破产的状况经常发生，同时伴随的是政治的极度腐败。明清两代的中期政治危机照例不误地来临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南方经济在唐宋发展的基础上经过恢复，再一次迅猛地高涨。腐败的王朝政治像一头欲壑难填的猛兽扑向了它。明朝万历年间曾有过张居正主持的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众负担的税制改革，即“一条鞭法”。那是中唐两税法的继续，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同时还简化了征收手续。一条鞭法在清朝进而变为“摊丁入亩”－“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赋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明清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的社会发展，是受惠于康熙雍正年间的改制的。但不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人亩，都不过是两税法的延续，其立意不过是在国家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增加朝廷收入；其政治观念的内涵仍未摆脱重农主义范畴。而南方经济发展的高涨之势，现在需要的是更高明的国家政策来保护它，习惯于小农思维的明清王朝根本做不到。现代学者常用“资本主义”萌芽来指谓南方的经济发展。的确，那里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大城市之外，还发育出不少工商城镇，徽商、晋商、右江(江西)商等蔚然成群，钱庄、票号到处可见。在生产领域，东家出设备原料，雇员出劳力的生产方式也出现了。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不能天真地以为它们可以自然发展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它们的生存环境太差，没有得到继续发展，逐渐走向萎缩。

  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是罪魁祸首。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累重，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西园闻见录·关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下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政治腐败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吏的关节是不行的。明清两代官员为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明朝万历皇帝就因贪财而激起南方的民变。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清朝中期以后官吏的贪污之风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可以捐纳买官。而康熙乾隆特别是后者的几下江南，把扬州的盐商搞得长期凋敝。不应从统计的观点看待这些现象，这不仅是工商业者在资产上受到多大损失的问题，而是王朝政治如何对待工商业的问题。工商业如再进一步发展，必须受到政治上的保护，须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扶持它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改变固有的立国观念。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正是如此。但是在中国，人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相反它前所未有的繁荣引发的是不可收拾的腐败，政治不仅在政策的层面迫害它，还以自身的腐败来敲剥它。

    由此，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竞强的时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的前期，中国仍然没有失掉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这里的繁荣正在受难，没有前景。西方国家正在后来居上，中国的新命运正在生成：西方世界装备着大炮的海盗船正在本国政府的默许下，快速地向东方开来。

    三、元明清三朝的文化政策与知识阶层的文化活动

    元明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存状态，要比唐宋以前复杂得多。首先是他们的遭遇不同以往。他们不是遇到当时不懂文化价值为何物的蒙古大人，就是遇到明清那样在文教上自命不凡又气量狭小的皇帝老子。总体看士之一流的境遇难与唐宋以前相比了。但是，他们也有独特的生存土壤和精神背景。市井文明的长足发育，让他们多了一种生存样式；西学东渐又为他们在本土经典之外多了一扇精神窗口。因此元明清时期的士人，有继续着前代的思想传统发扬光大的，也有在正统观念之外树立异端的；做八股文挤进仕途的当然大有人在，更有一些人把人生兴趣投向“厚生、利用”的科学技术。可以用经学、玄学、诗歌或词来概括唐宋以前士流的总体风貌和成就，但元以后特别是明清就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了。士流的成就分布于上述各方面，此外他们身上还凸现了一种新的色彩，就是对经典精细的整理和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因而也可以说，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带有学者气象。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经过不断的来自统治者方面的打击和高压，这个时期的士人精神萎靡也是明显存在的。

    1．元朝时期的文人

    蒙古贵族的统治，把广大的士人阶层排斥在政治之外。元朝有一段时间曾恢复过科举，但录取人数少不说，蒙古人和色目人在考试中还有录取的优先权；即使是科举得中，一般而言官职也不会多大。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虽然在民间也能得到一些读书人享有的尊重，但政治上的出头，却与他们无缘。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用自己的文墨换饭吃的事情，如当医生，教师或算命先生等。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同等级。据说这是同情汉族读书人的耶律楚材建议的，蒙古人尊重通神的人，立为儒户可以像佛、道户那样免除赋役。儒学之士从来不认为自己信仰的是一种宗教性的东西，而且他们一般都很蔑视宗教中人。但儒家现在也被称之为“教”，他们的任务是“研习以备任用”。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人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的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一下子推向一个高峰。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杂剧剧本的创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方面的成就比他们当个宰相还值得。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处境，避免了一种惯例的重现，即文人把一种艺术过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赏不了。元杂剧的剧本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讴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颖的诗歌形式即散曲，除去几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一般不怎么写正统意义上的诗。值得注意的是，倒是那些“华化”的蒙古、西域作家的集子里，保存着不少那样的诗作。他们都沦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了，还有什么理由去作“诗言志”的东西呢?他们也表达自己，但异乎传统所为。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用敲不破、打不碎的“铜豌豆”比喻自己“往烟花路上走”的决心，貌似破罐破摔，实际上是在向生活的说教发出嘲弄。像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用极端滑稽的笔法对汉高祖的揶揄，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揭示，都显示着他们与传统脱轨后所获得的真知。

  　2．明代文人的正统与非正统

    明代土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王学由明代王阳明所开创。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在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的手中。当然，仕途中人文学成就不错的也相当多。思想的非正统往往是把正统的思想推进一步达到的，典型的如王学左派。而发展到中晚期，异端思想激荡在思想文学各个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明代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国度，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了这一步。两宋特别是国家衰弱的南宋时期，道德意识更加浓郁。文化上的道德主义特别适宜小农社会，因此南宋的理学精神又特别为金、元(一些道学家在元朝是受到任用的)所继承。到了小农意识强烈的朱元璋那里，更是把理学奉为教化民众的正统。在唐宋科举考试一般是把经学作为基本知识来考核的，明朝改用八股文取士，题目就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都说明代“心学”盛行，那种揣摩古人心神、替圣贤立言的八股写作又何尝不是“心学”呢!不过明初是把朱熹思想定为一尊的，思想界经长期沉闷后，王阳明的心学就作为一种打破沉闷的思想问世了。

    理学在南宋就明显分为朱熹和陆象山两派，前者重理，后者重心：重理的讲究格物致知，讲究读书明理，以达到与“天理”合一的道德境界；重心的则突出人心中所含有的道德本能，在孟子就曾这样明确说过了。所以人们认为陆、王之学是孟子学，当然还受着当时盛行的禅宗影响。王阳明的心学还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及与“格物致知”相异的“知行合一”。前一条实际是说人的心觉中含有天地创生万物的“至善”，发现这点“善性”可以达到“宇宙”与“吾心”相合。知行合一的含义是“知”即是“行”，“善念”—起本身就是“善行”。王阳明学说到李贽那里，就变成以“童心”冲决礼法了，再发展到颜山农、何心隐，其处世的狂放简直就被当时目为“侠”“贼”一流了。据说《西游记》孙悟空的塑造即与心学有关，中国有句成语“心猿意马”，孙悟空正好是只猴子。此外受心学影响还有公安派小品文的写性灵及晚明唐伯虎等才子风流的“浪漫主义”等。作为一种与朱熹之学相对的学派，王学的出现本身就有特定的因缘。影响王阳明的学者有陈白沙等，陈白沙据说是一个什么书都看的南方人。王阳明之后的李贽出身一个穆斯林家庭，他本人可能还有伊朗血统，而且与利玛窦有一些来往；那些深受王学左派影响的文士的生活背景又多与市井社会相关。这些都表明，正统理学所代表的道德意识，是受到了新文化因素感染的，因而表现出新的精神倾向。

    在明朝，传统的经学基本是不景气的。官方有明初颁布的《五经大全》，类似高头讲章，私家著述不重训诂，好师心自用，所以被后人讥为空疏。史学方面也有“知今而不知古”之讥。明人喜记当代之事，中期以后尤其多，虽然错误不少，对保存一代史料作用也不小。至于前代史方面，能够分析前代得失又讲究体例的就少了。有些著作评价史实，不脱学究之气，如一本名《宋史质》的史书，把宋与明相接，不但辽、金被视为外国，连元代年号也都删掉了。在正统学问方面不如人，但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著述方面，明代称得上大放异彩。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弘祖(号霞客)《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及朱载堉的乐律研究，都获得空前的成就。这方面的学问一点也不空疏。而且这些有关生产实践及科技的著作，都是产生于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全面高涨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徐光启，是一个天主教徒，与利玛窦关系密切，显示出西方学术的积极影响。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明代也是才人辈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名著，多为下层作家所编所作，体现的也多是社会各级民众的历史感、现实感和他们的理想道德。明代文人对民歌的采集也十分注意，并奉之为不让唐诗、宋词的明代一绝。通俗化、平民化是明代乃至清代文学艺术的特征，显示出一代文人特有的社会心态。

    3．清朝文化高压下的学术状况

    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曾参加过南明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在湘西的山洞里发愤著书，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早年也参加过抗清活动，人清后拒不仕清，治学主张“经世致用”，并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黄宗羲参加反魏忠贤的斗争，抗过清并终身不仕，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黄宗羲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由于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三先生的思想并没有在以后得到继承发扬，王夫之的学术只是到晚清才广为人知。清王朝文化政策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献的编纂，一是日趋残酷的文字狱。这都与清朝统治者的特定经历相关。满族统治者属于新崛起的北方边地民族。他们与元朝统治者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知道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努力学习中原文化，不能成为汉文化正统的代表就难以笼络住人心。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位皇帝都是这方面的热衷者；有记载称，清朝皇帝督责子弟读书甚严。各种大典的编纂，也基本与清统治者对学习汉文化政治意义的理解有关；同时以此笼络汉族读书人也是重要目的之一。文字狱也恰恰多发于康、雍、乾三朝。康熙朝的文　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神经不免过敏起来，文字狱更加残酷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但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清朝时期的文学艺术也有巨大的成就，小说如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戏剧如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等，都是艺术上的不朽之作。科技方面如王锡阐、梅文鼎等的天文历算，鄂尔泰等编修《授时通考》，张履祥《补农书》，陈潢《河防述言》等农学水利著作，都有相当高的价值。